不仅中国，整个东亚人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炫富”——新富阶层急于炫耀自己的财富，整个民族缺乏一种谦卑感。
思想者考虑长远的东西就适合呆在一个稍微有距离的地方。一个太务实的民族最后会没有路的。
在广西桂林出生的他幼年即随父母四处迁徙。南京大学英文系出身，社科院文学理论硕士，柏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的博士，就这么一步一个台阶。现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觉得西方学生能把1919年中国发生什么事记住就不错了。
《远游的诗神》是他最早最早的作品，1987年《苦恼的叙述者》、1990年《文学符号学》，最近的是《建立一种现代禅剧》。业余会写小说、诗歌和各种好玩的故事。
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是在“橄榄树”文学网站的作者索引里，觉得这个名字像一个饱学宿儒，就点进去看看。对他的《误入德累斯顿》一见倾心。后来收到三焦赠与的《在橄榄树间走过》，赵先生的散文在我眼里是这本集子最深重而华美的袍。
于三焦口中才知道赵先生和虹影女士是贤伉俪，80年代更以评介西方文艺理论名动天下。我虽无知，但不甚惭愧，他红时我不过是个黄口小儿。今日一见，虽饱学但年轻且风趣，有名士之风。如果这篇谈话有什么溢美之辞，望各位谅解我追星族拿到了歌迷会入场券般的心情。
我：最近还有没有关注国内作家的创作，写写评论？
赵毅蘅：我现在很少讨论单篇的作品，而在做作家论。上半年就写了《史铁生对神性的追求》。我在把文学创作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探讨中国文化有没有超越意识，要不要超越意识？
我：具体而言是一些什么？
赵毅蘅：就是一条禅宗和中国文学在现当代结合的脉络。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中国产生了一种“居士佛教”，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加入，比以前的“高僧佛教”增加了新的力量。在现代中国文学里，有许地山主题性的结合和废名风格性的结合。在当代，数下来，该是史铁生的《务虚笔记》，虽然它很少受人重视。
我：我喜欢他的《命若琴弦》。
赵毅蘅：《命若琴弦》的象征意味太浓也太明白了，小说和诗歌还是像谜一样的比较好。
我：为什么你人在西方，禅宗却成了兴趣点？
赵毅蘅：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这两个现代性思想中的重要部分，都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是观念上是最适合佛教文化传统的国家是有悠久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中国。可见，我们没有好好的利用自己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源。不仅中国，整个东亚的人们都更关注高楼。最大的问题就是“炫富”——新富阶层急于炫耀自己的财富，整个民族缺乏一种谦卑感。
我：关于这个问题你最近有什么新著？
赵毅蘅：有一本书，但是没有打算在国内出版。讲的是当代实验戏剧从实验走向超越。国内戏剧理论和电影理论界有一些理论家，似乎只生活在中国。他们的理论自成体系，因为戏剧和电影理论与现代符号学的结合已经很深了，而这些理论家却把别人深化的东西浅化了。
我：怎么会想到呆在伦敦大学呢？
赵毅蘅：是偶然落到这个境地的。我现在是“大隐隐于西”。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图书馆里现当代部分的书我十分的满意，环境很好。用英文写论文也只是在想涨工资的时候，等我哪天不想涨工资了我就不写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有一些基本的文化问题是不变的，思想者考虑长远的东西就适合呆在一个稍微有距离的地方。一个太务实的民族最后会没有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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